稳定既是改革的前提，又是发展的保障，只有践行“三严三实”，才能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做到守土有责。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增长点，但问题是还没有找到一条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世界银行的基本办法，成立一系列长期投资建设基金。
当前，利率市场化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从存贷款市场情况看，完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
一些地区工业占比较高是其比较优势的体现，认为工业和农业占比较高就是经济不发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明确了京津冀三省市功能战略定位，强调在三大功能交流网路建设上的率先突破。
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作为。
当下的唱衰论调依然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形势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其分析结果与中国国情完全不符。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复杂性，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不仅涉及增量，还涉及存量的利益关系调整。
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把低碳经济作为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制高点，竞相发展低碳技术与低碳产业。
美国和欧洲非常擅于利用金融工具。历史上，英国秩序同英镑的稳定密切相关。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除了薪酬、社会地位和声望等因素外，司法官能否在司法过程中体味职业的尊严、实现对正义的追求更为重要。
资本大国的风采，不仅表现在指数的飞涨和财富效应的聚集，更主要的是，这种指数的上涨建立在一个有效的监管制度和成熟的投资者队伍之上。
科学素质是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是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
聪明的外资企业已经在抢抓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机遇。我国政府更应把握大势，实现双赢。
当代主要守成大国即美国与当代主要后起大国即中国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上的新老大国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根本区别。
我国从1978年开始渐进改革，从农村改革起步，到十八大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治理方式，对中国在内的诸多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丝路建设中，第一是发展、稳定，第二是开放、便利。中国丝绸之路，有思路才有丝路。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模仿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到要深化与各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对话和务实合作，构建稳定的大国关系，还要打造周边大国的命运共同体、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旧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新的增长方式尚在萌发，危与机同在，破与立并存。
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等预测，今后10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放缓。
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总理做了详细生动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作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首先被注意到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中国不做羊，也不做狼，更不能做披着狼皮的羊，最适合中国人精神定位的图腾符号是习主席所说的“和平的醒狮”。
随着许多中国名词变得更具世界性意义，中国独特的东西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四个全面”具体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汪玉凯认为这届政府上任以后改革的力度非常大，2014、2015年是在继承前年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改革，简政放权的落实是重中之重。
如何把握我国传统价值观特别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观特色，是价值观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国优秀教育传统主要体现在人文教育。《周易》说：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中国央行分别将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这被解读为政府对当前增速放缓经济的支持。
过去一年，有一个词很热：新常态。它告诉我们，当下经济形势已经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时期。
在步入新常态的今天，经济运行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还能不能延续这份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就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构想，预测和管控其所可能面对的挑战和风险;探讨其落实机制等具体问题。
由于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样板”，印度的“好消息”都会被西方放大，中国的“坏消息”也会被西方放大。
如果理论界不适当地推动“四个全面”囊括习全部思想内容的话，反而降低了习的思想理论高度。
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国家治理核心力量的组织重塑。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
亚洲问题亚洲解决？一些醉心做美国的跟班或者代理的亚洲人根本听不进去这样的忠告。不过，尽管这些人排斥亚洲本地解决方案，但是，中国必须支持和推动亚洲问题的亚洲解决。
为避免过去圈子里的人在熟悉的圈内选人，难跳出人情圈、关系网的状况，可探索引入第三方协察机制。
读懂春运潮中展现出来的城镇化符号，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背后超大规模和快速增长的人口流动性。
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故事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三大内涵。
当今世界单极世界冲动仍未根除，强权政治祸害不浅。各种极端势力、思潮，及日本、欧洲极右势力纷纷抬头。
法治条件下，不论是否实行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主体应是中央而非地方(包括特别行政区)。
一国实力的壮大不能决定其对外部世界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关键取决于该国秉持怎样的外交理念。
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同志外交思想开拓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新境界，具有深远指导意义，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体系分别从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和理顺政府层级间、部门间关系的角度，架起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成长的主体框架，构成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两大基石。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但绝不能让农业靠财政补贴和政府收储过日子。
对于小企业而言，有了信心，以诚信为本逐步积累社会资本，再加上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专业化道路，就不仅可以有所作为，而且一定会有大作为。
截至2014年底，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9批798项行政审批事项，政府削减1/3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已完成。
“仁”，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就连孔子的三位高足，理解也有高下之分。
美国、日本和欧盟之前先后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但中国一直是在利用定向降准这种小碎步“挑水”浇灌的方式。
新时代的群团组织，须克服机关化和脱离群众等现象，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适应网络社会带来的挑战。
善于深入学习调研，使建言立论富有智慧和灼见，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达成最大共识度，形成最大凝聚力。
只有加紧完善网络空间的法制化，才能确保网络空间内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加速实现网络强国的宏伟目标。
新时期中国承受的内外部压力增大。从外部看，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遏制不断加强，外部环境呈恶化趋势。
《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的书名看上去非常耸人听闻。
面部被打上了马赛克，而接受采访的护边员、武警官兵却没有特殊处理。这是否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反恐英雄？
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熟练劳动力供给的不足，越来越影响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
习强调，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墨西哥政府宣布无限期搁置克雷塔罗高铁项目招标，本来志在必得的中铁建再次被闪了腰，这个问题再次凸显。
“仁义礼智”是儒家以至我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对于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借鉴意义。
阎学通教授刊载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整体的“周边”比美国更重要》引发热议。
“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希腊新政府27日宣誓就职当天就叫停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67%股权出售交易。
“奥斯维辛之后再无诗歌”。德国美学家阿多诺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人类的眼泪因为奥斯维辛而流干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城镇化率稳步提高。
近期，一则来自京沪高铁公司的消息引起海内外关注：全年京沪高铁运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27%，首次实现盈利。
中国智库行业必须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进一步朝着现代化新型智库方向着力。
使命和责任定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的首要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命和责任可以定位于“一圈一极一体两区”。
推动大学办出特色则更须谨慎，过于看重ESI学科评价作用，会使大学追求学科专业大而全和学科设置功利化。
对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其重要抓手是如何利用中部的交通优势和西部市场腹地优势消除其资源配置的空间约束。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还在蒸蒸日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要多考虑别国感受。
在转型时代，每一个政治人物都面临着政治伦理拷问，甚至陷于“命运之轮”与“国家之轮”之间的伦理困境而难以做出明智的抉择。
谦逊是许多外国朋友高度赞赏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国力增长的背景下，我们要特别警惕刚抛弃自卑又滋生自大的倾向，让中华文化更具亲和力和感召力，使中华文化在海外走得顺畅、走得长远。
从更深层次来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我国经济结构自身变化的结果。过去十余年见证了我国工业化的高潮，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第二产业的快速扩张。
民间智库应该是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支持和一些可发展的环境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也是全面落实改革的重要年份，大家都期待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我们要直面这几年经济减速的问题，这几年增速下滑除了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市场大幅降速以外，很重要的是前三年以来连续五年的GDP增速超过10%，产能过剩行业很多，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收入差距过大。
这个愿景并不能自然实现，要达到新常态的目标，必须努力引领，而引领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改革，所以把新常态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放在改革上，因此改革任务重。
这三大战略里面，每一个战略实施起来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或者说也有很多可以突破的地方。
2015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农业结构，是我国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如果我们将开局重点放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则会使市场感觉到尽管眼前经济增速下行，但随着改革持续加力推动，未来经济前景乐观，市场信心反而增强。
虽然如此，法律工具论不仅在古代，甚至在当代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经常把法律当做工具来对待，这与今天依法治国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清除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牢固树立法律权威主义的理念。
